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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原副市长讲了一个任正非的故事

【论文时间: 2022-01-14 14:48

 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框架中,城市作为一种空间载体,对人类的智力集聚和分工深化有着独有的承载价值。人类的技术进步和财富积累,主要都发生在城市之中。每一个经济体,每一个民族,伴随其经济崛起的过程,必然有一批明星城市横空出世。

  城市的发展,归根结底靠人,而人的才智发挥,归根到底又是激励机制——这是任何事业的成功最不可替代的经验。在过去的历程中,深圳在“激励人”这方面无疑走在了全国城市的前沿。成功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图|2019年8月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正式发布。(图源:CCTV)

  2019年8月,深圳被正式赋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任。在深圳被“委以重任”两周年之际,我们不妨继往开来,对深圳过去的经验再次进行一番探讨。这些经验,必将对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发展大有裨益。

  张思平在1990年代曾担任深圳体改办主任,广东省体改委主任,广东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,2002年后任深圳副市长,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长,长期分管深圳的改革工作。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,是深圳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经济领域一系列重要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。

  2014年退休后,张思平创办了民间智库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,积极为政府建言献策。图|盐财经采访原深圳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张思平 (图源:盐财经记者 黄焕然)▋▍

  盐财经:很多人说,深圳是外来创业者搞起来,除了任正非等一大批企业家是外来的之外,当时的官员很多都是外来的,他们也颇有点“创业精神”。当所有人都有创业精神的时候,特区就能发展起来了,缺少任何一个群体的干劲,可能都不行。你怎么看?

  张思平:深圳改革的成功,首先归功于党中央和同志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,归功于几十年来深圳人民的奋力拼搏,归功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,但同时还要归功于上世纪八十、九十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批政治、经济和知识精英对深圳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中央同时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举办经济特区,1988年又在海南省办特区。当时,国家给所有特区的优惠政策都是一样的,但几十年过去了,唯独深圳成为全国第三大经济中心城市、高科技创新城市和具有2000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。这除了深圳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之外,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。图|俯瞰深圳全貌(图源:中国军网)

  一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。在深圳特区发展初期,虽然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,但却吸引了一大批来深圳工作的党政干部,他们通常对传统体制的弊端有深刻的了解,对特区建设充满着向往和期待。

  他们来深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升官,甚至大多数都是“降级”使用,他们是在寻找一种更适合发挥自己能力特长的环境和体制机制,追求自己光明的未来。

  在这批人中,相当多一部分有思想、有魄力、肯吃苦,这批党政干部成为上世纪八十、九十年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的主要力量。

  二是来深圳寻找商机的创业者。深圳特区市场体系、市场机制发育早,市场环境比较完善,吸引了内地一大批改革开放初期崭露头角的创业者和逐梦者。

  这批人大多来自广东潮汕和浙江温州等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早的地区,他们善于经营、勇于冒险,在特区的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和市场竞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,成为今天深圳民营企业发展的基础。图|1992年8月10日,深圳特区股民在发售网点排队买股(图源:CFP)

  三是有理想、有抱负的知识精英。他们许多是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广州等各城市教育、卫生、科技等事业单位,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,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受到很大束缚,他们迫切地希望有一个崭新的、有活力的环境和体制,把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运用到特区的现代化建设中去,正是他们的到来,奠定了深圳今天的文化、卫生、教育和科研基础。▋▍

  这一阶段的人才来深主要以广东省内为主。广东是国内最早开放的地区,同时长久以来与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往来频繁,因此无论是党政干部、创业者还是知识精英,他们的思想都更加开放、务实,可以说这些人才开创了深圳改革开放的事业基础,是名副其实的“拓荒牛”。图|1987年12月1日,深圳敲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 (图源:新华社)

  李灏同志曾经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,视野开阔,他从北京来深圳担任市领导,吸引了一大批北方尤其是北京的高端优秀人才集聚深圳。

  在李灏同志的领导下,这批精英对深圳市场经济的设计、建立,对特区的长远发展有了更高的思考,深圳市场经济的框架就是在这一时期搭建形成的,从而为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。

  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到上世纪末,由厉有为担任深圳主要领导时期。

  此时,我国已经基本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,全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,全国的人才也进入了大流动时期。这时的深圳已经成为初步现代化的城市,有了比较好的发展环境,从而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各类人才参加到深圳特区的建设中来。

  一波又一波的人才来深热潮,形成了蔚为壮观的“孔雀东南飞”盛景,造就了20世纪末最大的人才大迁移。图|20世纪80年代深圳蛇口工业区(图源:新华网)▋▍

  盐财经:任何事业,成功的关键都是要把激励人的制度建立好。在深圳市体改办主任的任上,你曾提出并实施了国企改革的“员工持股”创新。现在看来,做法相当超前。当时是怎么考虑的?

  张思平:在1980年代,中央就提出了国企改革要“政企分开”,到了1990年代,特别是小平南方谈话之后,国企改革走向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探索阶段。图|中建三局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时,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(图源:中国改革开放数据库)

  1993年,我开始担任深圳市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,同时也兼任了市企业改革办公室的主任,具体推动改革事宜。这一时期,国企改革除了实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、建立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等若干措施外,最为超前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产权改革,实施了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,构筑了一种新型公有制产权组织形式。

  当时,我主持制定了全国第一个关于国企员工持股的文件—《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》。深圳市实施的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,旨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实现形式,使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有机地结合起来,充分调动了员工积极性。

  公司员工形成以产权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,提高了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关切度和管理的参与度,形成企业的内部动力机制和监督机制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度对转换内部经营机制,提高公司经营效益,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深远的意义。

  历史实践证明,深圳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,为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探索了一条通过产权改革,构筑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新路子。图|深圳 (图源:站酷)▋▍

  盐财经:的确如此,构建“利益共同体”很重要,深圳的很多公司在股权结构和治理上,都有点这种色彩。任正非是华为的精神领袖,但持股比例很低,华为也有点“共享”的味道。华为的股权结构曾一度遇到管理和注册上的麻烦,当时是怎么解决的?

  张思平:深圳在企业治理上的率先探索,不但优化了我们的国企治理,而且也解放了很多民企。华为的例子就是改革过程中,一个很大的“意外收获”。图|华为创始人兼总裁、CEO任正非(图源:网络)

  在深圳特区创建初期的1987年,深圳市政府大胆改革创新,鼓励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,出台了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》。华为总裁任正非正是靠这个文件,于1987年经市政府批准成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,批复文件确定该公司属民间科技企业,为责任有限公司。

  任正非同志带领一批青年人艰苦创业、历尽艰难,在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大潮中,在市政府有关方面支持下,经过近十年努力,到1997年华为已经在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及市场开发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,发展为相当规模的高科技企业。

  1997年,华为根据1993年全国出台的《公司法》,参照《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点暂行规定》,经深圳市体改办批准,将华为公司改组为内部员工持股有限责任公司,并按深圳市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持股的有关制度进行运作。

  从此,华为公司的全体员工结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,实行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,极大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,为华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。

 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,华为的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实际运作的经验,又进行不断调整、改革和完善,至今参加华为内部员工持股的员工达10万之多,成为全球规模最大、最为成功的企业内部员工持股企业。图|华为深圳总部 (图源:网络)

  创新必须靠企业,就像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同志所说的那样,深圳要通过改革,实现“市场解放政府,政府解放企业,企业解放生产力!”那么,企业又如何解放生产力呢?必须靠人,企业必须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,让人的才华有施展空间,更要有回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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